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

从1980年起，米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1984年高达1600亿美元，占当年的3.6%。其次是正付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米国正付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断升值，米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米国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米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1977年，米国卡特正付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以霓虹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米国的出口，减少米国的贸易逆差。他的讲话导致了投资者疯狂抛售美元，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1977年初，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300日元左右，1978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在1978年秋季，米国总统卡特发起了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美元价格。在这期间，叶华和白婷的金融团队利用上百倍的杠杆收割了好几波韭菜。

1979年—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米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米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米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12.4%。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就任米国联邦支部委员会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米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1954年—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年—1984年间的3%—5%。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米国，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米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米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

1985年，霓虹将会取代米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霓虹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霓虹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米国人惊呼“霓虹将和平占领米国！”米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游说米国正付，强烈要求当时的里艮正付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米国制造业。更有许多经济学家也加入了游说正付改变强势美元立场的队伍。

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霓虹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即“失落十年”。从高速增长到长期停滞，霓虹的发展经历为那些雄心勃勃致力于经济起飞的新兴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活教材。前世作为最重要的产品输出国，华夏的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这一局面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霓虹极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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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霓虹近三十年来的发展，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一个转折点。有分析指出，广场协议后，受日元升值影响，霓虹出口竞争力备受打击，经济一蹶不振了十几年。甚至在经济学界，而叶华个人认为，广场协议是米国为整垮霓虹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阴谋，“广场协议”像是米国放的一把火，与后续霓虹正付政策上浇的“油”一起烧掉了霓虹十年。汇率变动带来的最大影响并非是产品的输出、输入，而是资本的流动和与之相应的财富效应。霓虹经济从“广场协议”中受到最大的影响，也来自于后者。

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应该没有人真的会相信正付具有干预国际货币市场的能力，因为正付的资源非常有限，在市场价格方面是有心无力的——这是以米国为首的世界各大主要工业国在东南亚经济危机后，为自己的不作为辩解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是在80年代，相对于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巨大交易额来说，参与“广场协议”的五国正付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也是极其有限的，几乎“一眨眼就会被市场吞掉”。用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的经典比喻来说，正如“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一样，正付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更何况，与会五国在“广场协议”上所承诺的种种政策，特别是与国内金融、财政政策挂钩的那些措施，其实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实施。

“广场协议”之后，美元对日元和马克贬值均达40%以上，这一改变不仅巨大，而且持续到后世四五十年。这又作何解释？对这个问题一种解释是所谓的“打耳光理论”。核心内容是：市场上某种商品特别是金融商品的价格，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偏离其“真实价格”许多，却依然有人追捧。但泡沫终究要破灭。而破灭的过程可能非常迅速。形象地说：市场有时就像是“范进中举”，需要胡屠户的大巴掌扇一下才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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